来源：雪球App，作者： 汤小燕的价值投资，（https://xueqiu.com/7833091196/240735724）

困惑于布什智力的缘由

这里要强调的是，总统的拥护者与批评者都惊诧于他的高智商分数。与批评者一样，拥护者并不期望他能在这些测试中取得好成绩。因此，双方都为这些测验到底测量了什么和没测量什么感到困惑。批评者认为，布什的行动欠缺理性会带来灾难后果。他们似乎认为这些导致灾难性行为的劣质思维方式能够通过标准智力测验表现出来，否则他们也不会因他的高分感到惊讶。因此，布什的批评者一定认为，智力测验能够对它们其实并没有涉及的心理能力（理性思维倾向）进行评估。

与此相反，布什的支持者虽赞同其行动，却也承认他缺乏“学业聪明”，更多是有“街头智慧”或是常识。假定他的“学业聪明”低，进一步假定智力测验只能反映出“学业聪明”，因而支持者也同样为总统的高分而感到惊讶。所以，支持者遗漏了这一事实——布什精于测试中所评估的一些特质。支持者假定这些测试所测的只是琐碎的、与现实无关的“学业聪明”（比如“谁是《哈姆雷特》的作者？”），因此他们完全料不到这些测试居然会测出对布什有利的特质。出于与批评者不一样的原因，支持者也十分困惑于这类测试到底测量了什么，没有测量什么。

人们不仅为智力测试测量了和没测量的内容而感到困惑，人们对智力概念本身也存有疑问。智力一词的民间语言（日常用法）是如此混乱又自相矛盾，独具一格地融合了各种不一致的术语、带有政治意味的用法，同时又没能吸收科学所发现的人类认知能力的本质。我创造“理性障碍”一词，正是意在帮助厘清这样一种混乱的状况。

需要指明的是，说到理性障碍，我最先想到的例子其实并不是布什总统，他的案例并不是最典型的。理性障碍指的是智力水平较高，但却无法理性地思考和行动。人们会因布什的智力测验成绩而感到诧异，而在典型的理性障碍案例中，人们不会怀疑被讨论对象的智力高低。那些看起来非常聪明的人却做出非常不理智的行为，让我们感到震惊且无从解释。这才是最典型的理性障碍例子。

下一章，我将会讨论一些更具代表性的理性障碍案例，并对我们为何不该认为这是罕有之事进行解释。我们会因理性障碍案例而感到惊讶，这正说明了我们对于什么是智力以及智力测验的评估内容究竟是什么存有疑惑，也说明我们因过于崇尚智力而低估了人类的理性。

第2章 理性障碍：理性与智力的分离

理性使我们获取更多的知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行为、情绪以及掌控世界。它使人能够改造自我，进而从实际及象征意义上超越动物的状态。

——罗伯特•诺奇克，《合理性的本质》，1999

约翰•阿伦•保罗斯（John Allen Paulos）是个聪明人。他是天普大学的数学教授，写过多本畅销书，比如《数盲》。保罗斯教授能在任何现有的智力测验中取得优异成绩，然而他却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事实上，是一连串蠢事。事件伊始，也许算不上愚蠢：2000年年初，保罗斯教授以每股47美元的价格买入世通（WorldCom）公司股票。

不管这个购买行为是好是坏，当该股票在那年末跌到每股30美元时，他还继续买入，这种做法就非常不明智了。保罗斯在《数学家妙谈股市》（A Mathematician Plays the Stock Market）一书中告诉我们，那时候长途通信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已愈发明显。他承认自己“找遍有关股市利好的消息、角度和分析”，同时“回避所有不乐观的迹象”，并坦诚其“购买行为并非都是理性的”。

当股票于2000年10月跌至每股20美元，越来越多迹象表明该卖出而非买入（“我的大脑与嘉信网上账号的购买按钮之间，明显是出现了接触问题”）时，他的继续购买行为（“尽管心里明白，我还是买了更多”）就显得愈加非理性了。随着事态的不断恶化，保罗斯向妻子坦诚自己在用保证金买股票（等于用借来的钱买）。保罗斯在股票跌过一半后孤注一掷，给世通的首席执行官写邮件（说乐意为其写文案，把公司“最好一面”介绍给投资界），以求重获对事态的控制。

2001年年末，保罗斯教授甚至无法忍受超过一小时不去查看股票价格。2002年4月，他仍坚信只要在股票走低时继续买入，一旦回涨他就能挽回之前的部分损失。当股票价值5美元时他还继续购买，而股票于4月19日涨到7美元，他总算下决心卖出。可是那天恰逢周五，还没等他从北新泽西上完课回到家，就已经休市了。到下周一，股价再次跌了1/3，他终于决定结束这场磨难，忍受着巨大损失卖出了所有股票。世通在做假账的消息被披露出来之后，最终以9美分的股价倒闭。保罗斯在他那本引人入胜的书里，对那些使他违背了所有健康投资策略（比如分散投资）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反思。他并不介意告诉我们，作为一个聪明人，他的行为非常愚蠢（他说，“即使到了现在，一想到股票我就会发疯”）。

与保罗斯的故事相比，大卫•丹比（David Denby）的故事只能是更加离奇。丹比也非常聪明，他是《纽约客》杂志特约撰稿人及电影评论家，写过一本倍受好评的书——《伟大的书》（Great Books）。他在纽约有间豪华公寓，并且希望在离婚后继续拥有它，这意味着他需要从前妻手中把产权买过来。只可惜当时的价格实在难以承受。公寓当时价值140万美元，外加其他一大堆纠纷需要处理，丹比的资金捉襟见肘，于是他决定投身股票市场，希望在2000年通过炒股票赚上100万美元。这样的做法合乎情理，对吗？像是一个明智的人会做出的决策，是不是？

丹比在他的《美国蠢蛋》（American Sucker）一书中告诉我们，他于1999年年末至2000年年初将所有保守的投资变现（指数基金、债券和保单），改投科技基金和互联网股票。他把全部的退休金都投到一只基金，而这只基金专投那些在纳斯达克上市、波动很大的公司。记住，这全都发生在1999年年末至2000年年初（纳斯达克指数于2000年3月达到顶峰，超过5000点——而2004年5月则跌破2000点，直至2007年5月仍低于3000点）。他做了这些事之后，回过头却说“其实我是个门外汉，对股市只知皮毛，对通信行业一窍不通……我非常清楚当下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单纯的欲望驱使，至少互联网领域确实如此……可是，最后还是希望战胜了怀疑”。2000~2001年，他持续买入拥有特定商业“模式”的公司，而不理会公司收入、销售额或利润这些指标。

开始时，丹比算是成功的。后来，曾经有些人明确提醒他卖出，甚至有些市场狂热者也劝他“抛出部分持仓”，因为这些股票涨得太过疯狂，股价远远被高估了。然而，他却选择了无视这些警告。当时，沃顿商学院的投资专家警告他，纳斯达克指数在过去5个月涨了5倍，然而实际上这些公司的收入预测并无显著变化。他清楚地知道该警告言之有理，却又任性地忽视了这样的警告。开始的成功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丹比告诉我们，在2002年10月，面对着90万美元的损失，他不断地问自己一个问题：“2000年的时候我疯了吗？”

大卫•丹比和约翰•阿伦•保罗斯都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不断地做出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的行为。不管是语言认知能力（丹比）还是数学认知能力（保罗斯），似乎都没帮上什么忙。丹比和保罗斯生动地展示了什么叫聪明人做蠢事，而我们也都会因这种事而感到惊讶。我们诧异于医生在金融投机中输掉所有的积蓄，也为受过训练的科学家信仰神创论而感到震惊。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会去墨西哥找赤脚医生看病，而不选择经过科学检验的医疗方法。我们迷惑于有些大学历史教授否认犹太人大屠杀，也为在高中当老师的邻居想拉我们做传销而大为吃惊。简而言之，我们认为聪明人相信荒谬之事或做出糟糕的决策是非常矛盾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不该因此而感到惊讶。一旦我们从当代认知科学的语境中理解这句俗话，就不会因为“聪明人做蠢事”的现象而大惊小怪了。我们常会认为这是特殊的现象，这正说明了我们用来描述心理活动的日常用语存有缺陷——而心理学家谈论诸如智力等概念的混乱方式，恰恰助长了这种缺陷的发展。

如何描述这类案例

本章开头所谈论的例子在日常用语里有许多不同的叫法。比如，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编过一本叫《聪明人为何也会很愚蠢》（Why Smart People Can Be So Stupid）的书。仔细推敲这个标题，会发现前后矛盾的地方。作为形容词的聪明，在词典里一般被定义为“思维敏捷、机灵”，或者是“具有或表现出灵敏的智力或智能”。因此，根据词典的定义，聪明的意思近似于智力水平高。斯腾伯格指出，同一本词典把愚蠢定义为“学习或理解的速度慢，智力低下”。因此，聪明人就该是智力高的，愚蠢则意味着智力欠缺，根据逻辑学中的矛盾律，一个人不能既智力高又智力低，“愚蠢的聪明人”，这种表述是逻辑不通的。

如果我们看看这些概念的次要定义，就会明白“聪明却行事愚蠢”这种表述会出现的原因。“愚蠢”一词在Dictionary.com的第二个定义是“易于做出不良决策或犯粗心错误”，这种表述能够削弱先前的矛盾感。如果对“笨拙”这个词加以分析，来推敲“聪明却行事笨拙”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我们也会遇上类似的情况。词典一般是把“笨拙”定义为智力好的反义词，因此再次造成了矛盾。不过，当这个词用在诸如“做出这种事到底是有多笨啊”这样的表述里，我们又会看到和愚蠢一词类似的次要定义：易于做出不良决策或犯粗心错误。看来，这些表述都选用了“愚蠢”或“笨拙”的特殊内涵，而非最常用的定义。

基于前述的原因，斯腾伯格认为对此类例子更准确的描述该是聪明人做事荒谬。哈佛大学的认知科学家戴维•帕金斯（DavidPerkins）则更喜欢用荒唐一词来形容这些例子[1]。一个行事荒谬的人“缺乏判断力、不讲道理、不理智、不谨慎”。这就从“愚蠢”和“笨拙”中区分出我们所希望关注的部分——做出明智（或不明智）判断的能力倾向，而与智力（敏捷思维）无关。

其实我无意在这里争论这些术语。无论我们怎么表述——“聪明却行事笨拙”“聪明却做事荒唐”，还是其他——关键是要明确我们所谈论的现象：智力高的人也会采取不明智的行动，或持有毫无根据的信念。

[1] 参见斯滕伯格和帕金斯的研究（Sternberg，2002a；Perkins，2002）。

广义与狭义智力之争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有些人将智力（至少是部分地）定义为环境适应能力[1]。但是，根据目标做出明智决策无疑是适应环境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再次遇到了前后不一致的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聪明人做出荒谬决策（不能达成目标的决策）的案例，而智力又被认为是为了达成目标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前后未免自相矛盾——聪明人不可能有做出荒谬决策的行为倾向[2]。

此处所遇到的问题是认知能力研究领域中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话题——智力的广义与狭义理论之分。智力的广义理论囊括了日常用语中智力一词所包含的各个方面（适应环境、具有智慧与创造力等），而不管已有的智力测验能否测量这些能力。狭义理论则正好相反，把智力的概念限制在已有智力测验所能测量的心理能力内，其定义源于心理测量研究、使用脑成像技术的神经生理学研究以及大脑功能障碍研究对智力一词的操作化。该定义也包括对人们在完成已有测验时的表现和认知能力指标的统计分析。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这一科学概念正是从狭义理论衍生而来，通常用符号G来表示。而在谈论流体/晶体理论的时候，则称为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Gf）和晶体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Gc）。为了与当前智力研究领域所达成的共识保持一致，在这里将其称为卡特尔－霍恩－卡罗尔智力理论（简称CHC智力理论，Cattell/Horn/Carroll theory ofintelligence）。这个理论之所以有时会被称作流体/晶体智力理论，是因为该理论认为智力测验只触及全部心智因素中的一小部分，其中又只有两种较为突出[3]。流体智力（Gf）指在不同领域（尤其是新异领域）运用推理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抽象推理任务来测量，比如图像分类、瑞文测验、数列推理（比如，数列1、4、5、8、9、12、__下一个数字是什么？）。晶体智力（Gc）则指通过学习积累得来的陈述性知识，可以通过词汇任务、阅读理解和一般知识测验来测量。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智力包括过程（Gf）与知识（Gc）两个不同的方面，而流体/晶体理论中的两种关键因素正是这种观点的具化表现。

狭义理论所采纳的操作化概念（G、Gf、Gc）在脑损伤、教育成就、认知神经科学、发展趋势和信息加工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而这些概念都植根于传统智力测验所测量的心理能力。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把上述能力简称为MAMBIT，即智力测验所测量的心理能力（the mental abilities measured by intelligence tests）的首字母缩写。狭义理论认为智力只是MAMBIT，这种看法区别于广义理论的地方在于，它明确排除掉了许多广义理论所包含的内容：适应环境的能力、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能力、智慧和创造力等。请注意，如果我们采用智力的狭义观点，前面讨论过的“聪明但做事笨拙”或“聪明却做事荒谬”现象就不再难以理解了，而这些现象在广义理论框架中却依然是前后矛盾的。一旦我们采纳狭义智力理论的观点，“聪明却做事荒谬”这种现象可能就会变得更为常见。为什么？很好理解。在狭义智力理论中，聪明和荒谬所指向的是不同的对象。聪明所指的是智力测验明确测量的心理机能（MAMBIT，主要是Gf）。MAMBIT不包括那些使我们的行为显得笨拙、愚蠢或荒谬的特质，无法反映出我们的决策是否明智、行为是否符合规范、目标排序是否合理、思考是否全面以及能否对证据进行适当的校正。如果聪明只指向MAMBIT，而笨拙则指向MAMBIT所没有包含的特质，那么与“聪明却行事笨拙”类似的表述所指的仅仅是两种相异的心理机能不协调罢了（一高一低）。

相比之下，广义智力理论在解释这一现象时遇到的问题多多。且不说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仅仅是说明白“聪明却行事笨拙”现象是什么，广义智力理论也很难做到。广义智力理论把聪明（智力）定义为适应环境的能力或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使得聪明人不断做出荒谬行为（适应不良、判断不当或行事轻率）这样的现象无法得到解释，我们也会因此认为那些不断做出荒谬行为的聪明人其实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聪明。

为什么人们会拒绝接受这个结论呢？为什么民间心理学不干脆抛弃“聪明人做蠢事”这种观念，单纯认为做蠢事的人不聪明就好？我猜，这是因为这些人确实在智力测试上表现优异，拥有智力测验评估的优秀特质，而民间心理学对这些心理特质非常重视。

这里要指出的是，民间心理学对智力的看法存在前后不一的地方。对民众智力观念的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接受广义智力理论的观点[4]。然而，人们在分析“聪明人做蠢事”现象时，也能隐约觉察到似乎有不对劲的地方。依我看，大众之所以认为这种现象值得关注，正是因为他们能够识别出MAMBIT。当这种特质（MAMBIT）与适应性行为不协调时，人们会为此而感到惊讶，这说明非专业民众脑海中的智力理论包含所谓的G模型（G model），该模型认为心智机能的方方面面应该步调一致地发生变化（如果一种强，其他方面也应该强）。

一言概之，当MAMBIT与其他重要心智特质优劣不一致的案例出现时，民众会因此而感到惊讶，这种现象足以说明民间智力理论高估了MAMBIT的重要性。民间智力理论把MAMBIT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贬低了其他心理机能的重要性。一些心理学家对广义智力理论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这种民间智力理论的错误倾向，阻碍了其他心理机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广义智力理论支持者的初衷，其实是想弱化“智力测验所测量部分”的重要性。然而，结果与初衷南辕北辙，他们的努力助长了MAMBIT的影响力，巩固了“智力”概念在心智领域中的霸权地位。从科研角度来说，这种策略算不上妙，与此同时，它还带来了很多负面的社会影响。

[1] 很多研究讨论了智力的适应机制（Matthews，Zeidner，and Roberts，2002；Neisser et al.，1996；Sternberg，2000b；Sternberg and Detterman，1986）。围绕着广义智力理论和狭义智力理论两者之间的区别，学者展开了一系列讨论（Baron，1985；Gardner，1983，1999；2006a，2006b；Perkins，1995，2002；Sternberg，1997a，1997b，2000b，2003b；Sternbergand Detterman，1986；Sternbergand Kaufman，1998；Visser，Ashton，and Vernon，2006）。

[2] 那些令通俗心理学瞠目结舌的愚蠢行为，其实并非孤立发生的个案，看起来聪明机智的人其实在不断做傻事。

[3] 大量研究对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进行了讨论（Carroll，1993；Cattell，1963，1998；Daniel，2000；Geary，2005；Horn andCattell，1967；Horn and Noll，1997；Kaufman，2001；McGrew，1997；McGrewand Woodcock，2001；Taub andMcGrew，2004）。关于流体智力，可参见Kane和Engle（2002）以及Unsworth和Engle（2005）的研究。基于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之间的相关并不为零，有学者从中提取出了一个一般因素（G因素）（Carroll，1993）。这个因素也许源自获取知识时投入的流体智力，详见Cattell的投资理论（Cattell，1971；Ackerman&Kanfer，2004；Hambrick，2003）。关于程序智力和知识智力，详见艾克曼的研究（Ackerman，1996）。

[4] 斯滕伯格做过很多智力的民间心理研究（Sternberg，2000b；Sternberg，Conway，Ketron，and Bernstein，1981；Sternberg and Grigorenko，2004；Cornelius，Kenny，and Caspi，1989）。

理性：缺失的元素

广义智力理论把“聪明做傻事”现象中的两种独立因素合并成了一个概念。“聪明”的部分是MAMBIT，“傻事”的部分则指向能否明智行动、合理决策以及依势而为的能力。广义理论用智力一词把这两者（MAMBIT和合理决策）混为一谈，给予MAMBIT特权地位的同时却贬低了非MAMBIT能力的价值。这都是因为MAMBIT有自己的名字（智商），能够被明确地（使用智力测验）测量，并且其上百年的历史使得每个人都对其有所耳闻。如果“傻事”的部分也有合适的称谓，能够被准确地测量，而不把它看作智力的一部分，也许就可以得到学术界和民间足够的重视了。其实，这另外的部分也不是没有名字，细数起来有一长串，比如适应性行为、明智的决策、有效的行为调控、合理的目标排序、自省能力以及证据校准。一旦其中某些特质缺失，就会造成行事荒谬、愚蠢或笨拙等后果，而这些特质正是认知科学家在探索理性思维时的研究对象。

词典中对理性的定义有些含混不清（“与推理相一致的状态或特质”），而有意贬低理性重要性的批评者则向公众散播关于理性的错误印象，把理性说成是用来解出逻辑题的技巧。相比之下，当代认知科学视阈中的理性则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1]。

认知科学家把理性分成工具理性与知识理性两类。从实用角度来说，工具理性就是在有限资源（生理与心理）的前提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说得更加学术一点，工具理性可被定义为以最优化的方式实现个人目标。经济学家与认知科学家提炼并完善了目标实现最优化的含义，提出了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的概念。决策科学家所使用的理性决策模型，就是人们基于最大期望效用做出的选择[2]。当代决策科学的一大发现是，如果人们的偏好遵循特定的模式（谓之选择公理），那么，他们的行为应该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即所作所为皆是为了获得自己最渴望的事物。这也使得用认知科学的实验方法测量个体理性程度成为可能。通过测量个体行为与最优选择模式的偏离，即可获知个体非理性的程度。

理性的另一面被认知科学家称为知识理性。知识理性所关注的是个体信念与真实世界之间的一致程度[3]。知识理性与工具理性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二者之间的桥梁是对未知事件发生概率的预估。虽然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不会解教科书上的逻辑题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这就是有关理性的错误印象所带来的危害），但实际上，没有人愿意完全放弃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信念不会偏离现实太远，也都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带来最优化的结果。

理性与MAMBIT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从狭义智力理论的角度出发，“聪明人做傻事”这一现象丝毫不存在概念上的矛盾。在广义智力观点看来（把理性硬塞到智力的概念中），“聪明人”如果做傻事，那就只能说明这人还不够聪明。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极不情愿承认自己或他人“智力低下”。因此，我认为接受并推广广义智力理论，并不能成功减缓MAMBIT日益被高估的趋势。我所采用的策略与广义智力理论相反。我认为应该大肆宣扬狭义智力理论的观点，以此冲击智力在人类心理机能中的霸主地位。

[1] 关于人类思维的理性倾向，认知科学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Baron，2000；Camerer，Loewenstein，and Rabin，2004；Evans，2002a，2002b，2004，2007；Evans and Over，1996；Gilovich，Griffin，andKahneman，2002；Johnson-laird，2006；Kahneman，2003a，2003b；Kahnemanand Tversky，2000；Koehler and Harvey，2004；LeBoeuf and Shafir，2005；Loewenstein，Read，and Baumeister，2003；Manktelowand Chung，2004；Nickerson，2004；Samuels and Stich，2004；Shafir and LeBoeuf，2002；Stanovich，1999，2004；Stanovich and West，1998c，1999，2000，2008a，2008b）。

[2] 期望效用理论的技术性原理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详见阿林汉姆等人的著述（Allingham，2002；Dawes，1998；Edwards，1954；Jeffrey，1983；Luce and Raiffa，1957；Savage，1954；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1944；Wu，Zhang，andGonzalez，2004）。一言以蔽之，当人们的选择遵循特定模式时（所谓的选择原理），他们只不过是看似在遵循最大效用原则行事。

[3] 知识理性有时也被称为理论理性或是证据理性（Audi，1993，2001；Foley，1987；Harman，1995；Manktelow，2004）。更多关于工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文章，详见（manktelow，2004；Meleand Rawling，2004；Millgram，2001；Over，2004）。

将理性障碍用作直觉泵

如果把智力狭义地理解成MAMBIT，理性与智力则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因此，理性与智力相分离这样的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一个人很有可能智力很高但不理性，也可能非常理性但智力平凡。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两篇论文中，给这种智力和理性的严重失衡现象取了个名字，所依据的是教育心理学中关于学习障碍的基本理念：特定的认知缺陷可以用该认知能力与智力之间的水平差异来定义。在美国精神病学会发布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次修订版（DSM-IV）对发展性阅读障碍所设的诊断标准中，我们能够一窥这种差异理念的应用。DSM-IV对阅读障碍的诊断标准是：“个体的阅读成绩大幅低于其实际年龄、智力水平及所受教育应有的水平。”在学习障碍等相关概念发展的早期，用能力/成绩差异（智力正常的前提下，特定领域的表现意外低于应有水平）来定义这些障碍的观念流传得很广。值得注意的是，差异观念包含这样一个假设，即所有好的特质都应该伴随有高智力。当高智力测验分数伴随着其他领域的糟糕表现一同出现时，则会让人感到“惊讶”，然后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障碍分类称呼这种“惊讶”。与之类似，DSM-IV对数学障碍（有时也会称作计算障碍）的定义是：“个体的数学能力大幅低于其实际年龄、智力水平及所受教育应有的水平”。

这种基于与智力测验成绩与某种能力之间差异的分类法，开创了此类障碍命名的先河。每当学者们发现一种重要的心理能力与智力水平出现分离时，就感到有强烈的使命感和义务去创造出一种新的障碍分类，对这种分离现象进行命名。我所创造的“理性障碍”（dysrationalia），也正是基于上述逻辑。我提出的理性障碍定义如下：

理性障碍是指个体在智力水平正常的情况下，无法理性地思考与行动。该定义包括个体在信念形成、判断信念一致性，以及根据目标采取行动等方面遇到困难。虽然理性障碍常会伴随其他障碍一同出现（比如，感觉机能损伤），但这些障碍并不是导致理性障碍发生的本质性原因。理性障碍的主要诊断标准是思考与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程度明显低于个体的智力水平（智力测验成绩）。

不难看出，理性障碍的定义无论是措辞还是概念命名，都在有意与美国学习障碍联合委员会和美国精神病学会对“障碍”的定义保持一致[1]。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理性障碍概念用作“直觉泵”。“直觉泵”一词是由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提出的，意指“在思维实验中通过不同变量来激发系列直觉的工具。一般而言，直觉泵并不是驱动发现创造的引擎，而是说服或教育的工具——一种使别人采用与你相同的方式思考的方法。”于我而言，理性障碍就是一个直觉泵，用来帮助人们认清理性与智力之间的差异，知晓两者之间失衡的现象并不值得惊讶。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直觉泵呢？绝大多数心理学家都已意识到智力测验并没有囊括全部重要的心理机能。多数教育学家也认可这一观点。不过，我仍然认为大部分人常常会忽略这个事实。也就是说，我认为智力测验愚弄了绝大多数人——包括理应对这个问题有深入了解的心理学家。通过承认理性障碍频繁发生这一事实，相当于为与MAMBIT同等重要但不属于MAMBIT的能力创造了概念空间，即形成理性信念与采取理性行动的能力。

[1] 我早期对理性障碍的论述参见：Stanovich，1993a，1994a。概念矛盾也存在于学习障碍与低智商两者之间（例如《美国残障儿童教育法案》与《学习障碍国家联合委员会》；Hammill，1990）。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对阅读障碍的差异测量完全是一个错误（Fletcher et al.，1994；Stanovich，2000，2005；Stanovich and Siegel，1994；Stuebing et al.，2002；Vellutino et al.，2004）。阅读障碍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语音加工出现问题，而这一点与智商高低无关。因此，高智商个体出现阅读障碍不足为奇，无需特别的解释。

第3章 反省心智、算法心智与自主心智

我们的日常行为通常是不经大脑的常规习惯，但是，某些关键性的举动有时会将我们导向一个尔虞我诈、精心设计好的世界。

——丹尼尔•丹尼特，《达尔文的危险》（1995）

智力作为文化话语中的一个概念，短时间内不可能消失。这个概念理应依然存在。不过，围绕着智力展开的许多争论倒是已经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了。十多年前，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J.Herrnstein）和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写了《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一书，轰动一时。估计今后都不会再有第二本关于智力的书能够引起如此关注了。那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围绕着智力展开的激烈争论似乎已经画上了句号。关于智力的所有主要疑惑，学者都已找到了满意的答案[1]。比如，我们已经知道智力约有一半源自遗传（由基因决定），另一半源自环境；我们知道智力对于人生成就起着重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成为人生赢家）。但是，人的命运轨迹又不是完全由智力决定的。那些智力测验没有涉及却对个体产生重要影响的心理能力是学者近期关注的焦点。其中一些能力的缺失是导致理性障碍产生的罪魁祸首。

有些智力概念的批评者认为，智力测验如同一场游戏，测不出什么重要的东西。而另一些批评者则认为，智力概念还不至于一无是处，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其实“每个人都是聪明的，只是聪明的方式不一样罢了”。以上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另外，还有的批评者认为智商高低不能预测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这种观点也不完全正确[2]。不过，传统智力概念支持者的观点也并非无懈可击。比如，有些智力测验支持者认为，智力测验能够评估绝大多数重要的人类认知能力。稍后我将会引用大量实证研究来反驳这种观点。简而言之，无论是智力测验的严苛批评者还是传统智力概念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论据都已被最新的研究证明是过时的了。

在对智力进行讨论时，通常会在一开始就错把智力概念置于认知功能的语境中，进而接受“智力是人类心智的核心特征”的默认假设，使得后面的所有讨论都偏离正确轨道。我试图摒弃这个默认假设。我将先描绘出心智的大致模型，再把智力放入其中。过去20年，认知科学家在描绘心智运作的基本原理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十几年前，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写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名为《心智探奇》（How theMind Works）。如果退后20年，谁要是敢给书取这样的标题，定会被当作不自量力的笑柄，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会怀疑这个题目无法回答了。然而，认知科学家研究的各种心智模型往往不接地气，对于大众喜闻乐见的问题，比如人们的思考方式如何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呢？科学家很少给予关注。我将提出一个当代认知科学家都认可的心智模型，以期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与以往的理论模型不同的是，该模型更强调个体差异。这个模型的理论根基是已得到广泛认同的双重加工理论。

[1] 有关智力基本问题所达成的共识，尤其是流体智力方面，其理论发展趋势可见于有关认知能力的相关文献（Bouchard，2004；Carroll，1993；Deary，2001；Engle et al.，1999；Flynn，2007；Geary，2005；Lubinski，2004；Neisseret al.，1996；Plomin and Spinath，2004；Sternberg，2000a；Unsworth and Engle，2005）。

[2] 关于这个问题，施密特等人完成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多数综合性研究（Schmidt and Hunter，1992，1998，2004；Deary et al.，2004；Geary，2005；Kuncel，Hezlett，and Ones，2004；Ones，Viswesvaran，and Dilchert，2005）。

类型一与类型二加工

认知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证据都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大脑的运作可分为两种不同的认知过程，功能各不相同，各有优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同领域的学者（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和决策理论）都相继提出了大脑同时具有类型一与类型二两种加工过程的理论[1]。

类型一加工的本质特征是其自主性。类型一加工又称为自动化加工，原因如下：①执行迅速；②只要触发性刺激出现，就会强制性执行；③不会加重中枢处理能力（central processing capacity）的负荷（换句话说，就是不需要有意注意）；④不依赖高层次控制系统的信息输入；⑤可以平行运作，而不会相互干扰，也不影响类型二加工。类型一加工包括：情绪对行为的调控；由进化心理学家提出的，为解决特定适应性问题而存在的封闭性心理模块；内隐学习的加工过程；过度学习联结而产生的自动化激活[2]。由于类型一加工的计算负担较小，因此成为人类信息加工的默认方式。类型一加工有时又被称为适应性无意识，以强调这种加工方式在完成很多重要任务时所发挥的作用，比如面部识别、本体感受、消解语言歧义、深度知觉等，这些加工都不在意识范围之内。类型一也常常称作启发式加工，意指其速度快、自动化、计算负荷低，以及无须对所有的可能性情况进行大量分析。

类型二加工的关键特质与类型一加工截然相反。类型二加工速度相对较慢，相对来说计算负荷也较高，它是意识的焦点。多种类型一加工任务可以同时执行，是平行式加工；而类型二加工只能在同一时间处理一个或几个任务，是序列加工。通常来说，类型二加工是基于语言和规则的，心理学家称之为控制加工。当我们说到“有意识的问题解决”时，指的就是这一类加工。

类型二加工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压制（override）类型一加工。由于类型一加工速度快但粗糙，所以，很多时候类型二的压制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解决问题或做决策时，启发式加工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的大致范围。但是，当一些极为重要的情境（财务决策、公平裁判、雇用抉择、司法判决等）需要精细加工和分析时，启发式加工就无能为力了。启发式加工在良性环境下运行良好，可是一旦到了恶性环境，就会带来糟糕的后果。

在某些特殊的情景下，如果未能成功压制类型一加工，不同种类的类型一加工（情绪管理、达尔文模块、联结与内隐学习等加工过程）都有可能导致非理性行为反应。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讨论人是如何通过属性替代（attribute substitution）而成为认知吝啬鬼（cognitivemiser）的。所谓属性替代是指使用容易衡量的特质来替代较难衡量的特质，时常以牺牲准确率为代价。比如说，认知吝啬鬼会用回忆起来毫不费力的鲜活记忆或者最突出的属性，替代那些需要费力获取的事实。但是，当我们对事关重大的情境进行风险评估时（比如与孩子有关的活动或环境），我们并不想用不假思索的鲜活印象替代对情境的仔细考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希望类型二加工能够压制认知吝啬鬼的属性替换。

类型二加工必须拥有两种彼此相关的能力，方可成功压制类型一加工。第一，具备中断类型一加工并且抑制其反应倾向的能力。因此，类型二加工理应包含执行功能的抑制机制，抑制机制也是近期执行功能研究领域的焦点所在[3]。

第二，具备了抑制类型一加工的能力，万里长征只走完了一半。仅仅抑制了类型一加工的反应，对于解决问题并没有实质性帮助，此时还需要以更优化的反应替代原有反应。那么，更为优化的反应从何而来呢？一种答案是，它们源自类型二加工所独有的假设性推理和认知模拟[4]。当我们进行假设性推理时，我们创建一个临时的模拟世界模型，并在这个模拟世界中测试各种行为及其后果（或是备择原因）。

为了能够进行假设性推理，一项关键能力是我们必备的，这种能力就是不将真实世界表征与假想的情景相混淆。比如，如若个体正在思考的备选目标与当前目标状态不同，他必须能够同时表征出当前目标和备择目标，并且保证它们之间泾渭分明。与之类似，我们需要能够区分出即将要采取的行动表征和认知建模中尝试过的备择行动表征。在行动实施阶段，前者一定不能受到后者的影响。否则，我们将要采取的行动将会被曾经思考过的备择行动方案干扰。

认知科学家将这种表征状态混淆的现象称为表征滥用（representa-tional abuse）。发展心理学家在试图探索儿童假装行为和假装游戏的起源（比如，小孩说“这根香蕉是电话”）时，表征滥用是他们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儿童必须能够清晰分离香蕉与电话在心智中的表征，才能在游戏中把香蕉当作电话来玩。在一篇广为人知的文章中，发展心理学家艾伦•莱斯利（Alan Leslie）讨论了儿童假装的逻辑，提出了“去耦操作”（decouplingoperation）一词，如图3-1所示[5]。图中，初级表征直接映射世界，和/或直接与某个反应相连。为了使假装模式化，莱斯利提出了次级表征。次级表征是初级表征的复制品，但与真实世界相分离，从而能够被操控，即模拟机制。

图3-1 认知去耦（改编自Leslie，1997）

诚如莱斯利所述，正在进行的模拟并不妨碍初级表征对外部世界的追踪：“与此同时，原版的初级表征继续保有专属的参照物、事实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而初级表征的拷贝则上升至第二位（1987，p.417）。”然而，从认知能力的角度来分析，处理次级表征，即保持它们的去耦状态，对认知能力的要求很高。为何去耦过程是高能耗的呢？进化理论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在我们逐渐进化为强烈依赖认知模拟的动物的过程中，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不能长时间地“脱离”世界。因此，处理对世界的初级表征必然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去耦的困难之处会表现在某些行为方面，比如苦苦思索时我们常常会闭起眼睛（或者抬头看着天空，或者转移视线）。此类行为旨在试图阻止初级表征发生改变，从而干扰正在进行模拟的次级表征。

在莱斯利的设想中，我们拥有一个负责实现假扮和心理模拟，与此同时不动摇初级表征的机制。有些研究者将这个开展模拟，又不会破坏初级表征与世界两者之间关系的心理空间称为“可能世界箱”（possible world box）。此处，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次级表征与世界的分离（去耦），并在类型二加工进行模拟时保持这种去耦化。这种加工需要消耗大量计算资源，从而限制个体完成其他类型二加工。去耦操作可能是导致类型二加工具有序列性特点的主要推动者。

[1] 过去20余年，乔纳森•埃文斯（JonathanEvans）一直致力于研究双加工理论，他的工作对我的研究方向影响深远（Evans，1984，1989，2003，2004，2006a，2006b，2008a，2008b；Evansand Over，1996，2004；Evans and Wason，1976）。双加工理论的观点在启发式和偏差研究项目的早期文章中已有所体现（Kahneman，2000，2003a；Kahneman and Frederick，2002，2005；Kahneman and Tversky，1982a，1996；Tverskyand Kahneman，1974，1983）。双加工理论在多个心理学分支学科中得到了发展（Brainerd and Reyna，2001；Epstein，1994；FeldmanBarrett，Tugade，and Engle，2004；Haidt，2001；Johnson-laird，1983；Metcalfeand Mischel，1999；Sloman，1996，2002；Smith andDecoster，2000；Stanovich，1999；Stanovich and West，2000）。我在另一处研究中列出了23种双加工理论模型（Stanovich，2003）。不同的双加工理论所用的术语和理论细节稍有出入，但核心理论存在共性。另外，有越来越多的来自神经生理学的证据支持双加工理论（Bechara，2005；deMartino，kuma-ran，seymour and dolan，2006；Goel and dolan，2003；Greene，nystrom，engell，darley，and cohen，2004；lieberman，2003；Mcclure，laibson，loewenstein and cohen，2004；Prado and noveck，2007；Westen，Blagov，kilts，and hamann，2006）。

[2] 很多研究对不同的类型一加工进行了探索（例如Atran，1998；Buss，2005；Evans，2003，2006a；Fodor，1983；Lieberman，2000，2003；Ohman andMineka，2001；Pinker，1997；Smith，Patalino，and Jonides，1998；Willingham，1998，1999）。类型一加工融合了自动化、准模块和启发式加工的属性，认知科学领域对这些构念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Bargh and Chartrand，1999；Barrett and Kurzban，2006；Carruthers，2006；Coltheart，1999；Evans，1984，2006b，2008a，2008b；Samuels，2005，2008；Shiffrin and Schneider，1977；Sperber，1994）。关于适应性无意识参见威尔逊的研究（Wilson，2002）。

[3] 例如以下这些研究：Dempster and Corkill（1999）；Hasher，Lustig，and Zacks（2007）；Miyakeet al.（2000）；Zelazo（2004）。

[4] 假设性推理和认知模拟是认知科学领域的热点话题（Barrett，Henzi，and Dunbar，2003；Buckner and Carroll，2007；Byrne，2005；Currieand Ravenscroft，2002；Decety andGrezes，2006；Dougherty，Gettys，and Thomas，1997；Evans，2007；Evans andover，2004；Kahneman and Tversky，1982b；Nichols and Stich，2003；Oatley，1999；Roese，1997；Sterelny，2001；Suddendorf and Corballis，2007；Suddendorf and Whiten，2001）。

[5] 为了更好地理解莱斯利模型（Leslie，1987），此处引入了佩尔纳提出的初级/刺激表征概念（Perner，1991）。继莱斯利之后，很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认知去耦展开了讨论，比如发展心理学、进化心理学、人工智能和心智哲学（Atance and O’neill，2001；Carruthers，2000，2002；Clark and Karmiloff-smith，1993；Corballis，2003；Cosmidesand Tooby，2000；Dennett，1984；Dienes and Perner，1999；Evans and Over，1999；Jackendoff，1996；Lillard，2001；Perner，1991，1998；Sperber，2000；Sterelny，2001；Suddendorf，1999；Suddendorf and Whiten，2001；Tomasello，1999）。更多相关信息参见格林伯格等人关于去耦困难的研究（Glenberg，1997）和尼古拉斯等人关于“可能世界盒子”（possible world box）的研究（Nichols&Stich，2003）。

临时的“双重加工”心智模型及个体差异

基于前述讨论，我提出了如图3-2所示的初级双重加工心智模型。通过终止类型一加工触发的早期表征，个体行为通常可以得到优化。类型二加工（慢、序列式、消耗较多计算资源）需要对类型一加工进行压制，并保持认知去耦过程，通过在世界模拟模型中对备择反应进行仿真模拟，以确保想象过程的顺利执行。该图体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压制功能以及模拟的类型二加工。图中左一箭头表示类型二加工接收来自类型一加工计算后的信息。这些被称为“前注意”的加工过程确定了绝大多数类型二的加工内容。

图3-2 初级双重加工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智力该置于何处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需要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加工过程是认知的关键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导致个体差异的源头（因为人类在加工信息过程方面没有太多的差异）。很多类型一加工过程就是这样，不存在太多的个体差异。类型一加工过程帮助我们执行很多有用的信息加工操作以及适应性行为（深度知觉、面孔识别、频率估计、语言理解、读懂他人的意图、威胁检测、情感反应、颜色知觉等），但是，人们在这些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这就解释了认知科学领域围绕着“智力”概念的一些困惑。

在认知科学领域的学术杂志和教科书中，作者可能会对神奇的人脸识别机制大加赞赏，认为它是“人类卓越智力的体现”。与之相类似，通俗科普读物在讲到人类的语义分析能力时，会将其称为“人类智力进化的伟大产物”。进化心理学教科书有可能会介绍包括人类在内的很多动物都具有的伟大的亲属再认机制。面孔识别、语义加工、注视方向检测、亲属再认等，这些加工进程都涉及人类的大脑机制，有时也会被当作人类智能的组成部分。但是，大家所熟知的智力测验却没有对上述任何一个加工程序进行测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难道不矛盾吗？

事实上，智力测验仅仅测量了那些能够体现个体差异的认知功能，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上面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智力测验并非对认知功能的所有方面都进行了评估。很多类型一加工过程对人类的种族延续十分重要，但是，它们的效能并不存在太大的个体差异，比如，面孔识别、语义处理、注视方向检测和亲属再认就是很好的例子[1]。由于人们在这些加工过程上的表现相似，因此，智力测验就没有对它们进行评估。智力测验就好像是刊登在报纸上的个人广告，关注的是个体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不是他和其他人的相似之处。就好比在进行自我介绍时，人们会说“我喜欢听迈尔斯•戴维斯的音乐”，而不会说“我渴的时候喜欢喝水”。